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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诗人、小说家、剧作家，20世纪德语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父亲是纳粹党酋首。 代表作有《马利纳》《延宕的时光》《大熊星的呼唤》等，曾获毕希纳奖、不来梅文学奖、奥地利国家文学大奖等，并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马利纳》的主角、亦叙述者是一个女性的"我"，出生在克拉根福，生活在维也纳。 "我"一心爱慕着住在匈牙利街的邻居伊万，却得不到他的任何回应；与痴心幻想相对的现实，则是"我"与马利纳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马利纳》中无名主人公叙述她徘徊于同居伴侣马利纳以及情人伊万之间的日常生活，于叙述者的存在而言，二者是缺一不可并时常斗争的——书中的"我""需要我的双重存在，我的伊万生活和马利纳领地。 我不能活在伊万不在之处，正如我无法回到没有马利纳的家"。 不难想象，维也纳有的是更好看的巷子，但它们都在别的区，像那些太过漂亮的女人——她们一眼看去就叫人心生赞许，但没有人真的考虑和她们发生关系。 没有人宣称过匈牙利巷美，也没有人说它与荣军街的交汇处有多壮丽、迷人。
比起对立的"竞争"关系，本文更关注叙述者和马利纳的"共生"甚至"寄生"的状态。 在本文中，理性既指主体在思考与决策时符合客观实际、逻辑思维规律和社会规范的意识，也指哲学意义上与直观、直觉、本能对立的逻辑理性。 由此看来，作家不仅面临着在理性秩序和乌托邦理想二者间挣扎徘徊的困境，还需要承受冲破理性安全界限的后果，亲身试验极致之美的"毒性"。 巴赫曼理性和艺术乌托邦的矛盾外化于《马利纳》女主人公缺一不可的"伊万生活"和"马利纳领地"。 不可忽视的是，此时越轨危机不只是抉择问题，还有美的路径上非理性的暗箭，这正应和着顾城诗中美丽的谶言，彩虹倏忽化为蛇影，红花下一秒也可化为血腥。 在危险的三人关系中，主人公依附一人，迷恋另一人，在爱与美的幻想中越过理性的安全边界。 但《马利纳》呈现的越轨危机不只是理性和感性、现实和乌托邦的二元对峙，还包含因理性缺席引起的非理性恐怖。 BUY RIVOTRIL 探究自我感知、直觉、无意识等"不可言说"领域时，主体不可避免地遭到非理性的侵入，因为表达非理性体验往往需要作者充分张开敏感的内心，描摹包含了创伤和幸福的极致体验。
而如果我，像今天这样，乏味地问马利纳：对了，公园里那些玉兰花，你看到了吗？ 那么他只会出于礼貌回应我，冲我点点头，他早就听过关于玉兰花的话了。 1971年巴赫曼发表"死亡方式"系列的开篇之作《马利纳》，不久后在一场火灾中不幸离世。 小说出版后，立刻成为畅销书，这是巴赫曼在德语文坛的号召力；同时，也招致了评论家猛烈的批评。 在这些批评中，有很多针对的并非小说本身而是"自传传主"巴赫曼本人。 小说主人公和马利纳同居，与伊万恋爱——现实中，巴赫曼与弗里施同居，与策兰恋爱。 另外，在小说中，她还用大量篇幅探讨了"每个男人都是一种无法治愈的临床病例"的话题。 2024年7月6日，奥斯陆警方公开宣布，挪威王储公主的儿子被指控多项罪名，包括强奸和性侵犯。
《马利纳》一书并不遵循传统时空写作方式，女主人公记忆的展开和对事物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和核心人物马利纳之间的对话。 马利纳是与叙述者同居的男性，一个伪经书的作者，在军事研究所工作；他们外出时自然地被认为是一对夫妇。 但马利纳的忽隐忽现的存在和小说末尾替代叙述者身份的情节更令人偏向于认为他是叙述者的"ego"，或曰另一分裂的自我。 马利纳与"我"的关系通常被解读为穆齐尔式"兄妹"或一体双生的"影子人"（Doppelgänger）：他常常以倾听者和保护者的姿态出现，具有与"我"截然不同的超然、冷静和理智①。 女性主义研究往往将其解读为父权的代言人，在"我"走入墙上的裂缝，遗物被马利纳清理之时，女性叙述者冲动而感性的声音被完全抹去[7]。
所以我也不想当第一个对我的街道——我们的街道——妄下定论的人。 就算我在市中心游荡，在某家咖啡馆坐下翻一个小时的报纸，我也都只是假装不想回家而已，暗地里，我已经在想回家的路，或是思绪已经飘回了家。 如果说建立时间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我在一种可怕的胁迫下完成的，那么地点的建立则归功于一个温和的意外，我并不是靠自己发现它的。 尽管在我发现时，我已经身处这个更不可能的建构之中，我知道这个地点，噢，我深谙它，因为它就是维也纳。 实际上它只是一条巷子，确切来说是匈牙利巷的一小部分，我们三个都住在那儿：我，伊万，马利纳。 如果一个人看世界，是从第三区这样狭小的视角出发的话，那么他自然会赞美匈牙利巷，会研究它、称颂它，赋予它某种意义。 你可以说它是一条特殊的巷子，因为它的入口位于干草市场街一个较为安静、友好的角落，从我住的地方可以看到城市公园，还有森严的批发市场大厅和海关总署。 奥地利诗人、小说家、剧作家，20世纪德语文学代表人物之一。